杨立范是1993年加入北大出版社的，此前，他在北大法律系教过两年书。在进入北大社之前，杨立范与出版有过一定的接触，他与当时法律系主任张国华老师共同主编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复习指南》，又出版了《全国助理会计师、会计师资格考试复习指南》、《全国会计员资格考试复习指南》等，可以说这些都让他对出版产生了兴趣。1993年4月，北大出版社领导班子换届，杨立范被调到了北大社从事法律图书编辑工作。
当时，北大社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教育部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专业的指定教材由北大社出版，再加上一些日校法学教材，这使得出版社一年很轻松就有上百万册的销量。政策上的优势虽然给出版社带来了巨大效益，但这种效益总让人感觉有点不踏实。
了解市场才能做好选题
1995年，他担任政经法编辑室副主任，开始要通盘考虑法律选题的整体架构，搭建了“高等教育法学教材”系列的雏形。1996年，出版社有几家外围书店及读者服务部，出版社建议编辑竞聘书店经理岗位，他感觉这是一个机会，编辑做选题离不开市场，不知道读者需要什么就变成了闭门造车。他隐约觉得只有去了解市场，才能策划好选题。竞聘成功后，他就开始了两边兼顾的工作，既不能放开编辑业务，还要打拼市场。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后，出版社成立了经营管理部，由他担任主任兼任社长助理职务，北大社将社内除发行业务外的营销资源进行整合，包括了读者服务部、校内北大书店、图书展示厅、邮购部4个图书经销点以及两家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无论是进货还是书目选择都由他经办，对他了解整个图书市场和法律社、人大社、政法大学社等兄弟出版社产品线状况及产品结构有所助益。随后他要求编辑部也要进行书目推荐，推动编辑了解市场。
在有过这些经历之后，杨立范感觉在图书营销方面有了一定理解，他最终还是希望将自己所学应用到选题策划方面。1999年他回到了编辑队伍。3年在市场中的打拼经历为他的编辑业务特别是选题规划起到了促进作用。他对北大社的法律图书做了梳理，提出了三步走。第一步出版“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当时北大社自学考试法律教材系列的影响力很大，系列包括28本教材，单本发行可以达到近100万册，相当于“躺在了金饭碗里”。1999年后，北大社法律教材面临着一个不小的困境：自考教材的发行权限被教育部回收，原来那种轻松赚钱的局面马上成为过眼云烟，找寻新的出路成了北大社最为迫切的问题。
换位思考寻找突破口
在分析了法律社、人大社、政法大学社的产品线特点后，他发现其中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借各家所长，补己之短，寻找空白点，发挥自身优势。当时，北大社的产品线并不完整，产品较少，特别对日校教材还没有很好的规划和梳理。他针对法律图书提出了“三步走”策略，第一步是教材，第二步是学术图书，第三步则是一般图书，三步联动，争取用3～5年时间打出北大社法律图书品牌。
在法律教材的出版方面，北大社当时并无特别优势，而当时人大出版社、法律出版社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已经推出了三套非常优秀的法律教材。在规划出版该社“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时，他找到了新的切入点，即结合全国十几所院校的一线教师和法学领域中的优秀学者作为作者资源开发教材。如法理学主编是北大的沈宗灵教授，刑法学由北大杨春喜教授主编、刑事诉讼法由北大王国枢教授任主编，国际经济法学则由厦大陈安教授担任该书主编，集合了高尔森、朱学山等在内当时学界顶尖的学者等等。在作者队伍构建上保证在全国最优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到作者梯队的搭建，延长图书的生命力。在架构该系列时，又根据不同法律院校和院系在教学中对教材的需求，他们将教材分为基础课系列、民商法系列、刑事法律系列、经济法系列、国际经济法系列以及行政法系列等子系列。
法律教育中分为两类，一类是注重实用性，另一类则是向研究型人才方面培养。在基础课部分，在教育部规定的14门核心课教材之外，他们推出了《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和《西方法律思想史》课程教材。随着教育部对课程设置的调整，后来又补进了《环境资源保护法》课程教材。北大社出版的“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同时，配套的法学教学案例和教学参考用书也规划成型。
2003年，杨立范担任北大社副总编辑，并在业务层面作出了总体规划。北大社是一家综合性出版社，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优势在于学科全面，劣势则是无法平均使力。本着“有所先为，有所后为”的原则，在编辑业务架构上，出版社根据自己的优势学科首先成立了法律事业部、经济管理事业部和文史哲事业部3个事业部，重点发展，其后，外语、汉语、理科、职教与工科等编辑室逐渐跟进。这一年的“非典”给北大社带来了机会，他们用一年时间优化了产品线。在经营理念上他们一直强调“学术的魅力，精神的家园”，北大社要做“四者”：学术的引领者、思想的启迪者、文明的传承者、文化的传播者。这与他们整体的出版理念相贴切，也是北大社的经营特色所在。
以学术带动教材出版
北大社在经营特色上主打“学术牌”，这是他们的立社之本。多年来，看似学术图书出版让北大社在经济效益方面受到了冲击，但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2000年，北大社法律图书产品线搭建成形，此后他们又开始了对法律学术图书的开发和规划。《法学论丛》就在这个背景下搭建完成。该系列图书根据不同学科，设有11个子系列，包括法理学、法律史、民商法、刑事法律、经济法学、国际法、国际金融法系列等。首批出版的“国际金融法系列”同时推出了7本图书，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重印单。自此《法学论丛》出版大面积铺开。该系列图书保持了较高的重印率。同时，北大社法律类图书也展示了全新的面貌，一扫过去给人一盘散沙的印象。
《比较法总论》是当代著名法理学家沈宗灵先生关于比较法问题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1987年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中国法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比较法也有了很多变化，1996年，杨立范找到沈宗灵先生，希望他修订该书。1987年的《比较法总论》字数在20万左右，1998年《比较法研究》出版，该书达50多万字，并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这件事也给了杨立范启示，虽然是学术图书，但其具备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是可以兼顾的。学术图书有到位的内在品质，再加上作者具备一定影响力和得力的市场营销，会让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沈先生的《比较法研究》、《现代西方法理学》、《比较宪法：对八国宪法的比较研究》等都是学术著作，但很多院校也作为教材使用，到现在还不断重印。与教材相比虽然不会有同样的出版数量，但其影响力是深远的。
学术图书不仅带动产品线的生产，也对营销产生影响。在教材推广和经营上采取以“学术为本”的理念。出版社作为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桥梁，要以他们为服务的中心，注重以人为本，采取的方法也要体现自身特色。如“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已出版62种，名家名作名教材让这一系列图书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套书系集合了全国之力，汇集了名家的作品，同时也为普通读者对感兴趣的学科进行学习提供参考。每年他们会在全国多所大学有针对性地开展学术讲座，不是为推荐教材，而是推广一种学习理念、学术普及。同时，学术与教材是相连接的，老师既是教材的使用者，又是教材的编写者。在教材营销方面更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例如2009年他们在对教师进行“经济学原理”课程培训时，邀请了该领域中顶尖的学者如梁小民教授、海文教授等授课，全国报名参会的老师十分踊跃，很多老师都是带着问题参会，希望得到专家的解答。课程给老师带来了全新的理念和教学方法，既服务了老师也增强了营销效果。
目前，北大社出版教材280多个系列、品种4000个左右，已经形成纵向上由研究生层次到社会培训、横向上由内向型到外向型、载体形式由纸质到多媒体且部分产品网络化的立体化产品结构。他们下一个的目标是在2015年将北大社打造成为教材出版的重镇。这要求在品种、质量、规模上都进一步提升。北大社始终坚持“教材优先，学术为本，争创一流”的办社方针和“立足北大、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办社模式。教材优先和学术为本是北大社产品结构的重中之重，教材出版占整体60%、学术出版占20%是他们的奋斗目标。
从1993年开始踏入出版界至今，杨立范从事出版17个年头。这些年让他感悟良多，从最初只是出于对出版的兴趣，到现在不仅是对出版的喜爱，而是慢慢享受出版，把它作为一个终生的事业来奋斗。他强调：“出版领域与其他领域不同，精神产品对人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出版就是搭建一座桥，桥的一端是作者，另一端是读者。出版社要给作者提供足够的展示平台，将优秀的精神产品传递给读者。”
